我国肝癌现状 高发病率、低早诊率、高死亡率
中国2020年原发性肝癌（HCC）发病率居恶性肿瘤第5位，新增41万例，约占全球新患病人数一半，死亡率居恶性肿瘤第2位，死亡39.1万例[1]。
相比我国早期肝癌的诊断率21.4%，日本这一指标却为62%，我国的早诊率仅相当于日本的1/3！
我国肝癌的5年生存率只有14.1%，而日本为30.1%，不到日本的1/2[2-4]。
但其实自1981年起，肿瘤一直是日本的首位死因。日本厚生劳动省自1984年开始，每隔十年制定综合性癌症控制计划，2006年日本制定了《肿瘤防治对策基本法》[5]。
2005年-2010年日本75岁以下年龄肿瘤死亡率逐年下降。高诊断率、低死亡率，日本癌症5年生存率和10年生存率长期保持世界第一[5]。
大家都知道，对于癌症，早发现很重要。
有肝癌患者说，我每年都做体检，为什么还是发现不了肝癌？
因为，肝癌的早期症状非常不明显。健康的肝脏大约只需要1/4就可以让人体正常工作。
很多患者，直到肿瘤大得把肚子都撑起来了，才发现是晚期肝癌。但即便在这时，患者的肝功能都可能正常。
简而言之，普通体检很难发现早期肝癌。
1980年，日本推出HCC的筛查方案，随着方案的推行和HCC治疗的进展，15年间HCC患者的生存率从5.1%提高到42.7%[6]。
2002年，日本政府资助全国40岁以上HBV/HCV感染患者进行肝癌筛查，使超过60%的早期肝癌被检测出来。筛查的工具为肝癌血清学指标甲胎蛋白（AFP）、甲胎蛋白异质体比率（AFP-L3%）和异常凝血酶原（DCP）（简称“肝癌三项”）以及超声检测%[6]。
据调查，72%日本专家会同时使用“肝癌三项（AFP/AFP-L3%/DCP）”，44%的专家会使用“肝癌三项”联合肝脏超声检测[7]。
目前，肝癌三项在日本已经列入保险适用项目。
我国肝癌发现难早期诊断问题到底出在哪？
血清甲胎蛋白（AFP）是最常用于肝癌筛查的指标，然而，血清AFP有时并不是非常准确！临床应用中发现，在部分早期包括近30%晚期肝癌病例中，AFP常常是正常的。某些患有慢性乙型肝炎（CHB），肝硬化和良性肿瘤患者的AFP指标也明显升高。
目前，我国肝癌常规体检筛查方案是：血清AFP+肝脏超声检测；在日本常用的筛查方案是：血清肝癌三项（AFP/AFP-L3%/DCP）+肝脏超声检测[8]。
两相比较，日本的筛查方案比我们多了两个血清学指标AFP-L3%和DCP，比单检AFP提高了近40%的检出率。肝癌三项检测早期肝癌的检出率达70%左右[9]，临床总体检出率更是达到约90%[10]。
在我国越来越多的专家也意识到肝癌三项的重要性。
指导我国肝癌筛查的《原发性肝癌的分层筛查与监测指南（2020版）》中指出：血清AFP联合AFP-L3%及DCP检测，可提高早期肝癌的检出率[11]。
指导肝癌诊疗的《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（2019）》中也指出：血清甲胎蛋白异质体、异常凝血酶也可作为肝癌早期诊断标志物，特别是血清AFP阴性人群[12]。
事实上，肝癌预防已有明确的路径[11]：
对于肝癌高危人群：
根据《原发性肝癌的分层筛查与监测指南（2020版）》和《中国临床肿瘤学会（CSCO）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0》[13]，以下肝癌高危人群至少每隔6个月进行1次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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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乙型肝炎病毒（HBV）和（或）丙型肝炎病毒（HCV）感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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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期饮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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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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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期食用被黄曲霉毒素污染的食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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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种其他原因引起的肝硬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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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（MAFLD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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糖尿病、肥胖、吸烟和药物性肝肝损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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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肝癌家族史等人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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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性 35 岁以上、女性 45 岁
筛查方案参照日本最新的《2021日本肝脏协会（JSH）共识建议:肝细胞癌的管理(更新版)》建议[8]：
极高危人群：
超声检测每3-4个月1次；
肿瘤标志物（AFP/DCP/AFP-L3%）检测每3-4个月1次
CT/MRI（可选）每6-12个月1次
高危人群：
超声检测每6个月1次；
肿瘤标志物（AFP/DCP/AFP-L3%）检测每6个月1次
结合健康中国行动，参照日本的经验，肝癌三项（AFP/DCP/AFP-L3%）+肝脏超声检查筛查肝癌，是目前最先进成熟的检测方案，也是提高肝癌早诊率降低死亡率的有效手段。与疾病发生后的治疗相比，预防不仅效果好，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，成本投入更是远远低于治疗。
资料来源：
[1]Datasource: GLOBOCAN 2020,Graph production: IARC(http://gco.iarc.fr/today)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
[2]Kudo M. Management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Japan as aWorld-Leading Model. Liver Cancer. 2018 May;7(2):134-147
[3]Wang CY, Li S.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osis of 2887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: A single center 14 yearsexperience from China. Medicine (Baltimore). 2019 Jan;98(4):e14070
[4]AllemaniC, et al.Global surveillance of trends in cancer survival 2000–14(CONCORD-3): analysis of individual records for 37 513 025 patientsdiagnosed with one of 18 cancers from 322 population-based registriesin 71 countries Lancet. 2018 March 17; 391(10125): 1023–1075
[5]https://www.cn-healthcare.com/articlewm/20190829/content-1068474.html
[6]BruixJ, Sherman M: Management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. Hepatology2005; 42: 1208–1236.
[7]IzumiN: Diagnostic and treatment algorithm of the Japanese society ofhepatology: a consensus-based practice guideline. Oncology 2010;78(suppl 1):78–86.
[8]Kudo M , Kawamura Y , Hasegawa K , et al. Management of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Japan: JSH Consensus Statements andRecommendations 2021 Update[J]. Liver Cancer, 2021, 10(3):1-43.
[9]ChoiJ , Kim G A , Han S , et al. Longitudinal Assessment of Three SerumBiomarkers to Detect Very Early Stag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[J].Hepatology, 2019, 69(5):1983-1994.
[10]卓传尚等.AFP-L3和PIVKA-Ⅱ检测对高危人群良恶性肝病的鉴别诊断价值[J].现代检验医学杂志,2017.
[11]中华预防医学会肝胆胰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,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,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,等.原发性肝癌的分层筛查与监测指南(2020版)[J].中华肝脏病杂志,29(1):16.
[12]《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(年版)》编写专家委员会.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(2019年版).
[13]《中国临床肿瘤学会（CSCO）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0》，人民卫生出版社。
